2007年3月28日星期三

前苏联“间谍之家”内讧真相

来源:大军事网

一对平凡夫妇如何成为国际间谍?同胞兄弟为何出卖姐姐、姐夫?妻子与间谍案关系不大,却为何也被判处死刑?事隔50年,弟弟如何道出当年作伪证的真正动机?

间谍之家

埃塞尔·罗森伯格1915年出生于一个纽约贫民家庭,15岁从中学毕业后,进入一家船业公司做了秘书。其间,埃塞尔对政治发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当埃塞尔遇到朱利叶斯时,她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激情澎湃的年轻人。朱利叶斯与埃塞尔一样也生于穷人家庭,他在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共青团,并成为社会活动领袖。相同的政治取向使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1939年,两人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十分甜蜜,埃塞尔辞掉了工作做起全职主妇,二战爆发后,朱利叶斯在一个军工企业任工程师,待遇优厚。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一家人已经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1943年和1947年他们的两个儿子相继出世,一家人享受着家庭生活带来的乐趣。

然而,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将罗森伯格夫妇原本风平浪静的生活彻底搅乱了。朱利叶斯的《党员证》复印件不知如何出现在上司的办公桌上,在被发现原来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后,朱利叶斯被立即辞退。二战虽然结束,但冷战接踵而来,美苏不再是同盟伙伴,而变成了利益争夺的对手。在美国看来,任何与苏联、与共产主义挂钩的人都是危险的,而潜伏在美国军工部门的共产主义者则更加危险。为此,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长期隐蔽的背景调查。最终,朱利叶斯被发现是共产党。但事实却不止这些,朱利叶斯不仅是共产党,还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苏联间谍。多年来他一直在利用职务之便,向苏联提供美国军方的情报资料。但对此,美国政府却丝毫没有察觉。

被解雇后的朱利叶斯仍然在四处寻觅获取情报的途径。这时,他将注意力集中到埃塞尔的弟弟大卫·格林格拉斯身上。大卫·格林格拉斯是驻扎在原子实验室所在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名军官,很容易借用职务之便获取核武器研究项目的有关机密。朱利叶斯让埃塞尔说服大卫协助自己进行谍报活动,并向大卫保证会给他支付丰厚的酬劳。

1949年8月29日苏联首枚自行研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核武器的军事强国。这个消息让美国人看到了灾难的降临。美国政府坚信苏联绝不具备独立研制原子弹的能力,因此怀疑其中一定有间谍活动参与。1950年,一件发生在英国的间谍案让美国人顺藤摸瓜找到了线索。时任英国哈威尔原子能科研中心理论物理组组长的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被警方以间谍罪抓获,其被指控向苏联提供了英美两国有关原子弹制造的绝密情报。在审问中,福克斯供述了一个叫哈里·勾德的人,他是福克斯的传递人,其负责将从美国获得的情报交给福克斯。警方随即拘捕了勾德。勾德对此供认不讳,他还说出了那个为他提供情报的人,正是大卫·格林格拉斯。

亲人的出卖

美国方面立刻对大卫·格林格拉斯实施了抓捕。在审问中,格林格拉斯告诉警方真正的幕后主谋是他的姐夫朱利叶斯·罗森伯格,他还指控了他的姐姐埃塞尔,并向警方表示愿意在法庭上作为污点证人指证他们。1950年7月19日朱利叶斯·罗森伯格被捕。23天后,埃塞尔·罗森伯格也坐上了警车。

在随后进行的长达8个月的立案调查中,格林格拉斯夫妇和其他证人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除此之外,警方还在被告家中找到了一些朱利叶斯的出境签证照片,在经过对为他拍摄这些照片的摄影师的调查核实,证实朱利叶斯也有逃往墨西哥的打算。因此可以断定,朱利叶斯·罗森伯格确实是一名长期潜伏在美国国内的苏联间谍。其获取的情报数量之多,内容之广,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其中涉及航空技术、电子技术和引爆技术,并且从曼哈顿工程中为苏联提供了引爆透镜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根据朱利叶斯提供的这项技术,苏联人才准确地击落了10号间谍弗兰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

检察院在掌握了充分证据之后对罗森伯格夫妇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定于1951年3月6日,对这起特大间谍案进行开庭审理。

由于触及军事机密,政府没有公布夫妇俩所犯的真正罪行。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苏联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最大的敌人,他们决不会饶恕投敌叛国者。因此尽管律师、群众等社会各界强烈谴责抗议审判结果,但政府仍然没有改变决定。1963年6月19日晚上8:00,朱利叶斯·罗森伯格被首先蒙上眼睛推上电椅。在第一股强大电流通过躯体后,他强烈抽搐了几下,然后迅速地死去。埃塞尔紧随其后,她异常平静地与两年来一直照顾她的女看守吻别。然后径直走上电椅。不幸的是埃塞尔在接受第一次电击后没有死亡。于是行刑人员给她进行了第二次。

他杀死了姐姐

当年大卫·格林格拉斯被判15年监禁,他在1960年出狱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可就在2001年79岁的格林格拉斯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出人意料地表示自己曾在50年前的审判时作了伪证。

格林格拉斯承认自己确实是在其姐夫朱利叶斯的鼓动下为苏联提供过有关原子研究以及核引爆器的情报。但针对姐姐的指控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格林格拉斯不无坦白地说,当时他之所以将姐姐、姐夫一并指控为主谋,是为了替自己和妻子洗脱罪名。在当年的证词中,他指控姐姐埃塞尔曾用一台“雷明顿”牌打字机为他打印向莫斯科传递情报的副本,在检方看来这正充分证明了埃塞尔的间谍身份,法院也正是因此给埃塞尔定了罪。但事到如今,格林格拉斯才承认这些不过是他为了自保编造的谎言。
格林格拉斯的举动并非个人行为,他的做法得到了他的母亲——也是埃塞尔的母亲——支持。她曾写信劝他不要为指证埃塞尔而难过,是她罪有应得。其实,真正给他胆量和信心的是当时检察院的助理律师罗伊·柯恩,他曾公开怂恿格林格拉斯作伪证指控埃塞尔。后来柯恩凭借诸如此类的卑劣手段成功辅佐麦卡锡,在协助其发动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格林格拉斯被问及是否为当初的行为感到后悔时,他的回答令人震惊,他表示自己始终认为姐姐当年不为自己辩解、情愿跟朱利叶斯一块儿去死简直愚蠢至极。他为自己能活下来感到庆幸,并不对当年出卖家人有任何悔恨。

尽管如此,当人们再度审视半个世纪前的这桩特大间谍案时,仍然感到其正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产物,难怪后人套用那句描述越南战争的经典论断来比喻罗森伯格夫妇,即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做了一件错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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